王玨、梁偉欣在《時代周刊》撰文指出，經濟轉型是保持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需要。
　　文章將我國改革開放35年高速發展的歷程，以“加入WT0為分界點，劃分為兩個階段：1、我國加入WTO之前，我國經濟主要是依靠投資和擴建基礎設施的帶動，使得GDP成倍增長，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GDP增長的不竭動力；2、2001年之后中國GDP的增速主要是靠出口拉動，甚至極端的年份出口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在57.4%，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使得中國出口銳減，GDP的增幅跌破8%，沿海地區大量企業倒閉，就業形勢異常嚴峻，大學生找工作困難重重，為避免局勢進一步惡化，中央政府迅速出臺了4萬億的救市計劃，使得GDP重新回到8%之上。因而，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濟奇跡是依托重化工的道路。然而繼續這樣的發展模式，經濟增速難以繼續維持高增長，原因在于資源因素的制約和人口紅利的消失。
　　維持舊的發展模式，并保持8%左右的經濟增速，資源不足將是重要約束條件。假定與經濟增長相對應的資源消耗增速也是8%，如果沿原模式再走八年，屆時的資源年消耗量將是現在的2倍多，而日漸稀缺的資源儲量和脆弱的環境狀況將難以承受如此大的消耗。以世界有色金屬市場為例，現在中國占世界需求份額的30%，9年后的份額又將大幅增長。首先不論海外供應市場會不會像鐵礦石一樣提價，單是從資源供給能否跟上當時的需求就是問題。
　　另外，重談一下水資源問題，水資源是工業的基礎，我國多地區水資源短缺的現實無法支撐工業的高速發展。
　　近幾年，我國的平均薪金水平以15%左右的速度增長，目前人均工資已超過某些東南亞國家的水平，在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國已喪失了比較優勢，許多跨國工廠開始向東南亞轉移。
　　以上制約因素使得我國經濟未來的高速發展充滿不確定性，在激烈的國際資本競爭中，必須有效降低資源和人口紅利對經濟的控制作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