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首次出現了三位農民工代表，他們成了記者追逐的焦點，以至于來自重慶的康厚明代表說，接受采訪比干一天活兒都累。
    據估算，進城務工的農民已經接近兩億人。農民工及其下一代的生存狀況早已被學界和媒體廣泛關注，但作為一個獨立的群體產生全國人大代表，這還是第一次。
    農民工進入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也引起了另一方面的意見。有媒體評論認為，全國人大需要職業的政治家，“工、農的利益不是非得由工、農自己來代表”，因為來自工、農代表治理國家的能力不足，難以勝任。文章認為，中國需要培育一批以政治為職業的人士，原因是這些人有一定的知識和專業的政治技能，知道如何發揮人大的作用。（《南方都市報》3月4日）

    這是典型的代議制民主的思路。來自基層的代表的確會在行使權利時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但職業政治家就能代表工農、為工農爭取更多的利益嗎？肯定的答案不能輕易得出，畢竟，自己的利益還要靠自己爭取，交給別人是不牢靠的。
    筆者在英國參觀議會大廈時，擔任導游的是下院議員安迪·拉夫先生。他有一句話筆者至今記憶猶新。他說：人民投票選我當議員，不是因為我是安迪·拉夫，而是因為我是工黨黨員。由此可以判斷，他在議會中投票時，政黨利益肯定是排在選民利益之前的。
    作為民意代表的人，本身一定屬于某個階層，而其所屬的階層是有利益訴求的。如果職業政治家作為一個階層出現了，必然會產生其特定的利益。政客的首要任務是維護本集團的利益，而不是順應那些投票給他的選民的意愿。英國首相決定打伊拉克戰爭，而后工黨議員就齊刷刷地投票支持，可是選舉工黨議員的人民的意見不可能如此一致。在中國，如果形成了職業政治家群體，而后指望他們在權力機構中代表工農利益，這個愿望很有可能落空。
    因此，農民工的利益要靠他們自己，人大代表職業化并非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權力機關，在實際中主要的職能是立法和監督政府，這些工作的確需要一定的知識和專業技能。以工、農代表缺乏這方面的能力為理由來質疑農民工人大代表的作用，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是，人大是個政治機構，而政治就是對利益在不同群體之間如何分配進行影響的活動。提出自己的政治訴求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識和技能，試問：哪個農民工兄弟，因為他不識字，就不明白要提高工資、不能拖欠工資、應該享受基本的社會保障等淺顯的道理嗎？只要在國家權力機關中有足夠的來自底層的代表，他們的訴求就能在國家層面產生影響力，最后成為國家政策，或變成立法。
    從訴求的表達到立法，是需要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可這完全可以通過給底層代表配備專業的助手或建立一個中立的辦事機構來解決。反對工人和農民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的聲音很荒謬，其背后的動機也很明顯，就是要通過抵制弱勢群體在人大中的代表人數和由此帶來的影響力，進一步鞏固精英分子的既得利益。因為如果培育職業政治家，那么他們必將從知識分子、官員和企業家等有知識有財產的人群中產生，這樣一群職業政治家必將維護財富分配業已嚴重不均衡的社會格局。
    建立和諧社會，就要使各階層的政治訴求都能有通暢的表達渠道，并有機會直接影響國家的政策走向。沒有人比農民自己更理解農民的訴求，也沒有人比農民工自己更了解農民工的訴求，沒有人，哪怕是所謂的職業政治家，更有資格代表他們。三位農民工代表走進人民大會堂，是可喜可賀的，期待有更多的“泥腿子”登堂入室。同時，也希望能有專業人士輔助他們，將他們樸素的話語轉譯為規范的政治用詞，這比聚光燈追著他們跑來得更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