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物的平均使用壽命越來越短，隨意拆遷的現象比比皆是，由此引發的巨大浪費和社會矛盾令人觸目驚心。
　　■ 如不具體對建筑物進行分類評估，厘清“公共利益”的邊界，就很難制止打著“公共利益”的招牌繼續進行胡亂拆遷。

　　時下的中國，舊城改造一浪高過一浪，每到一個城市，幾乎都能看到大面積拆除建筑物留下的痕跡。有些走在前頭的城市，解放前的房子已經難覓蹤跡，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房子所剩無幾，七、八十年代的房子正在大量拆除，少數只使用了十幾年時間的高樓被連根拔掉的新聞也常見報端�？傊�，建筑物的平均使用壽命越來越短，隨意拆遷的現象比比皆是，由此引發的巨大浪費和社會矛盾令人觸目驚心。
　　面對這種情況，質疑濫拆遷的聲浪不絕于耳，規范拆遷行為，鎖住濫拆遷這匹脫韁的野馬，已成很多民眾的強烈訴求。在這種背景下，前不久公布的《物權法》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它不動產，但對于什么是“公共利益”，最后仍未明確規定。最近，杭州市在全國率先出臺文件規定：重要公共建筑如果要拆除，必須經過嚴格論證審批并公告。未經過專家論證和社會公告程序而擅自批準拆除重要公共建筑，其批準文件無效。上述資訊，無疑具有重要社會價值，至少給大規模的胡亂拆遷上了一道緊箍咒。但是，從具體操作的層面上來講，還有明顯的不足之處。比如，如不具體對建筑物進行分類評估，厘清“公共利益”的邊界，就很難制止打著“公共利益”的招牌繼續進行胡亂拆遷。杭州的做法固然有開拓性意義，對“重要公共建筑”的對象也做了明確規定，但仍有不足之處，即非重要公共建筑如一般公共建筑和民用建筑的拆除就可以隨意一些嗎？這仍然是大問題。我以為要解決這類問題，必須對具體事物作具體分析，把動議中擬拆除的建筑物進行分類評估，以不同程序最后確定其是否應該和需要拆除。

自然損耗型拆除

　　建筑物壽命已經達到或接近設計使用年限，其實物性能已接近報廢，其使用價值已喪失殆盡。對這類建筑物進行拆除就屬于自然損耗型拆除。這種拆除應當說是理由最為充分，引起爭議最少的一種拆除。例如，城市棚戶區的改造；超過50年且暴露出眾多安全隱患的一般性建筑；橋梁等基礎設施由于過度使用(如車輛超載，流量超負荷)，雖未達到設計年限而應提前報廢。拆除這類建筑物，從總體上來看，應該說既合法，也合理，而且也合民心。只要對拆遷當事人或主體分類作出必要補償和妥善安置，一般會取得他們的理解和支持，因為既符合他們的現實需要，也符合他們的長遠利益。城市建筑物拆除的首要目標應當圈定在這個范圍內。當然，這里也有少數例外，比如，具有典型城市歷史標記意義的建筑，具有民俗特點和文化傳承價值的民宅，具有紀念和教育意義的名人故居，這些建筑即使年久失修而破舊不堪，也不能隨意拆除，而應重點加以保護并進行搶救性維修。
　　這種自然損耗型拆除，盡管是一種引起爭議最少，各方最容易達成共識的拆除，但也有些棘手問題需慎重處理。一是建筑物的設計使用年限和實際可使用年限在一些情況下有很大差距。設計使用年限是一個理論年限，在設定條件下建筑物通�？梢允褂玫哪晗�。但事實上各種建筑物的設計水平、建筑質量、使用情況、環境影響大不相同。這些特殊條件分別影響建筑物的實際使用壽命，從而導致某些建筑物設計使用年限與實際可使用年限有較大差異。有的建筑物由于設計科學，建造質量可靠，使用合理，沒有受到外力的意外沖擊和腐蝕，而且得到良好的維修和保養，它的實際使用年限可大大超過設計使用年限。反之，有的建筑可能達不到設計使用年限就要提前報廢。根據這種情況，在制定拆除政策時，對設計使用年限這條標準要作一定程度的靈活把握，允許一定數量的建筑物超期使用或提前報廢。處理這類問題不可主觀武斷，要按照科學程序辦事，遇有爭議問題可聘請有資質的專業權威鑒定機構作出結論，據此以決定建筑物的存廢去留。二是困難群體問題要給予特別關注。有些困難群眾所住的房子，已經破舊不堪，甚至已成危房，按自然損耗標準衡量，這種房子理應拆除。但要辦好這件事，其前提條件是必須對困難群眾作出妥善安置。俗話說“窮家值萬貫”。如果你不作出妥善安置，就把這個窮家給推平了，那對他們來說就是雪上加霜的災難性后果，必然遇到巨大的阻力和反對。處理這類問題，決不能僅僅依據房子的自然損耗狀態決定是否拆除，在不具備基本的補償和安置條件的情況下，不要強行搞拆遷。與其搞一個烽煙四起的拆遷還不如不拆遷。當然，這類問題不是不積極去解決，而是要在穩定和諧、群眾滿意的前提下解決。東北某些資源枯竭型城市棚戶區改造的成功經驗可資借鑒。

功能落伍型拆除

　　建筑物原有的實物使用價值仍然存在，仍可繼續使用若干年限，但由于技術進步、社會發展和城市變遷等因素的影響，其原有功能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因此常有動議將此類建筑物拆除，這即屬于功能落伍型拆除。這類建筑物又分兩種情況。一種是使用功能不適應時代需要。例如老式電影院多為大禮堂式，有一兩千個座位，這與當時群眾文化生活貧乏，選擇空間狹小，每有新電影上映，幾乎全民觀看的社會背景是相適應的�，F在，觀眾對影視作品的需求更加多樣化、個性化，為了適應不同觀眾群體的需要，電影放映場所的設計必須多廳化和小廳化。老電影院如不能按此進行改造，則勢必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對于這類建筑設施，如不能進行現代化改造，其使用價值必將大打折扣。另一種是空間功能不適應時代需要。比如學校、幼兒園這類公用設施，原來還是一個相對比較安靜的場所，由于周邊區域各種商業設施的迅猛擴張，這里已經演變成為一個晝夜難已安靜下來的鬧市區。因此，在這里繼續辦學校和幼兒園，已經很不適宜，必須遷走。還有某些工廠因為城市格局的變遷，已經地處城市中心區或居民居住區，與周圍的環境很不協調，必須拆除和搬遷，也屬這類情況。
　　這類原有實物使用價值還在，只是由于使用功能和空間功能不適應時代需要的建筑物，到底需不需要拆除，是一件頗費思量的事情。我認為劃出以下兩條杠杠作為衡量的基本標準還是可行的：第一，有些建筑物已經成為制約城市發展的瓶頸，與城市發展規劃和整體布局很不協調，這類建筑物可考慮拆除。如污染環境的工廠和阻塞交通的卡脖子樓等。第二，空置程度和改造難度都很高的建筑物。如舊式影院、商場、飯店、旅館等，由于不適應社會和顧客需要，長期歇業、閑置、或處于不景氣狀態，又沒有好的辦法加以改造和盤活。這類建筑物實際上已經成為沒有多少經濟流量的呆滯資產，而且占用寶貴的土地和空間資源，這類建筑物可以考慮拆除。
　　這里需要作些具體說明。為什么把空置程度作為一個重要標準？空置程度是一個反映其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喪失程度的最易觀察到的指標。這個指標非常重要。如果一個商場或酒店，盡管年頭久遠看上去破舊等，但生意還不錯，仍保持相當數量的營業額和盈利，在經濟上它就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我去圣彼得堡訪問，住在具有300年歷史的飯店中，電梯是老式機械升降機，房間的銅制大鑰匙足有二寸長，窗戶的劃關是一根上下直通的大鐵條，洗手間的淋浴噴頭老的不能再老了，窗框的油漆不知刷了多少層，已經裂了很大的縫。就是住在這樣的房間，沒有感覺到有什么不舒適，反而有一種令人神往的歷史感。有誰能想象到這樣的老建筑有拆除的必要呢？所以有些舊建筑，只要不閑置，有相當的經濟流量，就沒有足夠的理由拆除它。
　　接下來需要深入分析，是否閑置程度較高就一定要拆除呢？我的結論是不可以。這就要考慮第二個條件，對其進行改造是否非常困難，改變其原有用途重新加以使用是否可能。只要能夠加以改造和另有新用，而且改造成本是經濟合理的，就不必要對這樣的建筑物加以拆除。在國外考察我也看到了不少這種情況，房子是老房子，但內部設施是很現代的，使用起來非常方便，生意也很好，這就是舊房新用的成功例子。

商業贏利型拆除

　　所謂商業贏利型拆除，是指這樣一種情況，對某些建筑物的拆除，其主導者的出發點和動機完全是為了追求商業利益。在動遷、拆除、房地產開發和銷售整個鏈條中，只要扣除各種成本，開發商還有足夠水平的盈利，他們就有很強的積極性進行這種開發。在這條利益鏈中，除了開發商之外，地方政府也是最重要的獲利方。它們從土地使用權的出讓中獲得豐厚收益，成為預算外可支配財力的主要來源。這也是很多地方政府不惜冒各種風險大力推動拆遷和房地產開發的奧妙所在。
　　在這種商業利益的驅動下，由于主導者的動機把賺錢放到了第一位，因此對拆除對象和地塊的選擇，必然把自然損耗和功能落伍這些標準放到次要的位置上，只要拆遷地塊升值潛力大，開發重建后有豐厚的利潤回報，他們就會尋找各種理由把這里夷為平地，管它地面上的建筑物還能使用多少年呢，這與我何干。這種拆除的推進路線基本是循著由低到高、由舊到新、由里到外的方向展開的。所謂由低到高，是指開始時先拆除那些低矮的平房、棚戶，繼而拆除層數不多的樓房，然后再拆除層數較多的樓房。所謂由舊到新，是先拆除年頭較久的陳舊房屋，進而拆除不太陳舊甚至較新的房屋。所謂由里到外，是指先是從城市中心區開拆，然后像湖中投石擊水泛起的波紋那樣，一圈一圈往外擴散，直至拆到郊區去。形成這樣的拆除路線，完全不是理性安排和事先規劃的結果，而是商業利益驅使所然。因為陳舊的平房區，容積率較低，單位面積土地上的建筑物面積較少，再加上破舊，居住者改善居住條件的愿望較為強烈，因此動遷補償的成本相對較低。這些地塊的位置又相對優越，重建后的樓盤升置空間極大，扣除成本后必然有豐厚的利潤可賺。待這樣的地塊開發完了，開發商和地方政府便把搜尋的目光轉向那些較為陳舊一些的低層樓房。開發這樣的地塊，由于容積率上升，補償和動遷成本有相當程度的提高，但畢竟還有較大盈利空間，他們操作起來也是一件不太困難的事。因此，這種地塊成為開發商和地方政府的次優選擇。待這樣的地塊開發完畢后，在城市中心區和較繁華地段可供進一步開發的資源越來越稀缺，成本越來越高，這些障礙是否就能阻止住他們的開發沖動呢？不能。他們的商業本能鑄就出一顆精于計算的靈魂，在有限的土地面積上，只要把金蛋做得足夠大，大到足以補償昂貴的動遷成本和政府收取的高地價，而且還有可觀的利潤剩余，他們就會雄心勃勃地干下去。這種把金蛋做大的煉金術主要有兩條：一條是把樓蓋得更高，另一條是把樓價推得更高。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為什么有些城市在不停地拆，拆了矮的拆高的，拆了舊的拆新的，拆了近了拆遠的，其不竭的動力來自于一個并不神秘的源泉，那就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相比較的利潤法則。
　　平心而論，房地產開發采取商業化運作方式，其本身無可厚非。但在這個領域又不能完全由“看不見的手”去操縱。因為這里涉及到很多公共性問題，如土地資源的合理使用、城市發展規劃與布局、建設物和其它不動產的物權歸屬與保護、居民動遷過程中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不是單純運用商業規則所能解決的。應該通過法律規范、社會監督、行政干預等手段對其中違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進行管制、處罰和糾正。需要特別提到的是，在拆遷和開發的初始階段，由于拆除的建筑物多為低矮破舊的房屋，其自然損耗和功能落伍程度都很高了，因此，對其進行拆除和重建，經濟合理性和社會公正性都是主流，功不可沒。但是越往后來，拆除的建筑物越來越高，越來越新，問題也越來越多，爭議也越來越大。商業利益這只“看不見的手”，不停地伸向公共利益的口袋，沒完沒了地掏起來，若不通過法規對其加以有效限制，那還有什么經濟秩序和公平正義可言。
　　我認為判斷某個基于商業贏利目的而進行的拆遷和開發項目是否可行，其便于操作的衡量尺度有兩條：一是是否同時符合前述自然損耗標準和功能落伍標準，如果符合，拆除的理由就比較充足。二是如果不符合上述標準，政府、開發商、動遷戶就要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協商談判，如能達成共識，形成妥協，平衡好各種利益關系，在這樣的基礎上搞拆遷開發就不會產生大的問題。但是，這樣的拆遷有時從局部上看是可行的，對各直接相關方都有好處，但從社會或更大的范圍上看問題，因為消耗資源、造成浪費、形成新的結構性矛盾和布局不當，其合理性仍然是個大問題。因此，作為決策當局，處理這類問題必須站在全局和長遠的高度審慎行事。從當前的情況看，應當收緊和嚴格限制這類開發。

(作者單位：中共大連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