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應給地方政府一個明確的借債上限。解決地方債既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政府也要更好地發揮自己的職能，這在地方債化解過程中至關重要。

　　著名經濟學家　厲以寧：當前，我們推行城鎮化，除了考慮建設問題，最要緊的是體制問題。城鎮化需要改變什么體制？我們從計劃經濟時代一直到現在的城鄉二元體制。這個難題不取消，那我們就與市場經濟還有不小的距離。

　　銀監會前主席　劉明康：原來有一個觀點，民營銀行一定會支持民營企業，我感覺不完全如此。如果缺乏很好的政策引導，在扭曲的利潤考核導向下，民營銀行容易走形。綜合來講，成本低且效益高的，一般是大型企業客戶。幾乎所有銀行都喜歡大客戶。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　白景明：地方債風險總體是可控的，但對其快速發展積累起來的風險須保持警惕，尤其要防止下一步城鎮化過程中出現地方債務迅速膨脹，引發債務風險進一步擴大。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連平：利率市場化將導致銀行利差收窄。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利率市場化總體上將推動市場利率上升，從而不利于緩解資金市場緊張狀況，貨幣政策應當對利率市場化給予適當配合。

　　復旦大學知名教授　謝百三：房價不能不調，但不能調死，調死對經濟影響甚大。中國不能像日本那樣把樓市調死，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因樓市泡沫對地產出重拳，造成經濟陷入“失去的20年”，長期低迷，股市大跌，這是中國必須汲取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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