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成都大學副校長張其佐日前在博鰲亞洲論壇接受記者專訪時說，目前全球都面臨歐元和美元匯率不穩定的巨大風險，改革國際貨幣體系迫在眉睫。
記者：您如何理解中國目前的匯率政策？
張其佐：當前不少學者提出中國可以在不調整名義匯率的情況下，用物價上漲的辦法來實現人民幣實際匯率的上調。這個觀點值得商榷，這種辦法在韓國、日本等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其物價曾維持在4.5%到9%左右，以至讓名義工資和物價總水平趨同全球水平。我現在認為這種辦法風險特別大，在中國物價上漲連續4%以上會引發社會的動蕩。物價上漲一般情況下要控制在一定的目標區即4%以內，否則通脹就有可能失控，通脹的控制目標同匯率變動的需要并不是一致的。中國的匯率政策應該是服從我國的核心利益，而沒有必要看美國的“臉色”行事。人民幣升值與否完全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但中國的雙順差后果是：中國以高成本輸入資本，又同時以低收益輸出資本。問題是美元貶值和通脹惡化是一個長期的趨勢（盡管現在美元對歐元升值了不少，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也相應升值了不少），長期的雙順差有可能象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所講的中國由于3萬億外匯儲備，其中70%屬于美元資產。中國的外匯儲備在不久的將來會面臨巨大資本損失的風險。如果繼續持有或增加美國國債，中國會冒巨額資本損失的風險；如果推出外匯儲備多元化，中國也會冒資本損失的風險。這種進退兩難，雙順差可能使中國陷入克魯格曼所說的“中國的美元陷阱”。
記者：您認為國際貨幣體系應該如何改革？
張其佐：從2002年到今年1月，美元已貶值達40%以上。加之危機時大量增發貨幣會導致美國通脹失控，也會使中國外匯儲備價值大幅縮水。由于美國仍然是當今世界第一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強國，美元作為國際支配地位的儲備貨幣也許一時不會崩潰。但這次全球危機前，由于美國濫用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使國際貨幣體系再次陷入了危機。由于美元區和歐元區各占全球經濟總量40%和30%，加起來占70%以上。所以美元和歐元的匯率不穩定都成了世界經濟的一個大的風險，其匯率波動都會對世界和中國出口造成巨大的沖擊。因此，2009年初我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了創設超主權儲備貨幣來替代美元，并得了“金磚四國”等新市場大國政府的大力支持。我認為，盡管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是艱巨而漫長的過程，但中國應當以G20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主要舞臺并參與其改革及全球事務，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區域金融合作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發揮中國經濟金融外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