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萬套保障房建設任務，既是中央政府的莊嚴承諾，也是中央下達給地方的政治任務。但從新華社記者的調查情況看，保障房的開工情況很不樂觀，一些城市開工率不足三成，好一些的也就在四成左右。
按照專家的分析，造成保障房開工率不高的原因，主要與前期準備工作比較繁瑣有關。接下來的幾個月，應該會出現保障房開工和建設的熱潮。但是，實際情況似乎并不完全如此。因為，多年來各地政府在招商引資過程中，環評、土地等“高壓線”都沒有成為引進項目和投資的“阻力”，保障房這個中央鼓勵和支持的項目，還會受到來自于“手續”的“阻力”嗎？所以筆者認為，真正的“阻力”，估計主要來自資金和責任兩個方面。
建設1000萬套保障性住房，需要1.3萬億元的資金，其中，中央財政承擔1030億元。也就是說，地方政府在保障房建設任務中，要承擔高達1.2萬億資金的籌集任務。雖然這與前兩年地方快速形成的14萬億政府負債相比，不足10%，但前兩年已把“土地財政”用到了極致、把地方可融資的能量發揮到極點，可以說地方政府如今在籌集資金問題上，已越來越力不從心了。更何況，貨幣政策持續收緊，地方政府即便想通過負債來籌集保障房建設資金，余地也已越來越小了。
還不能不注意到，對中央下達的保障房建設任務，一些地方政府并不積極。而資金緊張，自然會成為地方拖延保障房開工時間、放慢保障房建設速度的最好借口。
如果今年1000萬套保障房的建設任務不能完成，中央的承諾就會落空，政府的形象也會因此受到損害，這樣的后果是非常嚴重的。有專家由此預言，今年第三季度極有可能成為保障房建設的“問責季”，甚至不排除會有一部分官員會受到處理。
可以想象，為了避免可能受到的問責和處理，地方政府一定會千方百計地完成今年的保障房建設任務。問題的關鍵在于，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機制，即便今年能勉強完成任務，明年、后年及以后若干年的保障房建設任務又如何完成呢？
所以，前幾個月保障房開工率不高，既是一個問題，更是一種警示。即保障房建設到底應當形成一種怎樣的機制，才能使其成為一種責任和義務。筆者的想法是，首先，要端正地方政府的執政行為，真正按照“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要求，把保障房建設納入到地方政府的工作目標，形成長期、穩定、有效的保障房建設機制和服務機制，每年都能提供一定數量的保障房，并確保保障房公平、公開、透明地分配給符合條件者。尤其要注意克服熱一陣、冷一陣現象。
第二，要改變保障房建設資金
籌集機制，不能單純依靠政府籌資，而應引進各類投資者參與保障房建設。尤其應大膽探索、積極嘗試保險資金進入保障房建設。同時，建立健全和完善各項管理制度，不管哪類投資者，都必須按規則行事，按制度建設和分配保障房，按原則確定權利與義務關系，防止保障房變成新的尋阻場所。
第三，就目前的實情而言，金融機構需認真研究向保障房建設提供資金支持的辦法和措施，切不可把保障房等同于一般的商品房開發，在貸款發放、利率設計等方面設立過高的門檻，而應當區別對待、實行“雙軌制”。
第四，明確責任，對在今年保障房建設中不盡力、不盡職的地區，嚴厲追究黨政主要負責人的責任。同時，限制這些地區的土地和項目的審批，以促使地方政府恪盡職守、切實履行保障房建設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