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經濟平穩、健康、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經濟長期追求的目標，圍繞這一目標，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采取了一系列的辦法和手段，但效果并不明顯。上周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分析了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以后嚴肅提出，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矛盾仍然突出。
“三不”矛盾突出，這是個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的警示。
先看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
確實，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已不僅僅表現在傳統的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而且逐步轉向經濟投入、經濟結構等方面。從經濟投入來看，表現為政府投資、國有企業投資熱情很高，民間投資卻十分謹慎，非生產性投資增長越來越快，生產性投資卻越來越“穩”，導致投資的效率和質量很難得到真正提高；從經濟結構來看，傳統產業、過剩產業、低端制造業等的投資居高不下，而真正的新興產業、高科技產業、高端制造業的投資卻并不樂觀，特別是需要精心培育和時間等待的高科技產業和高端制造業，愿意下攻夫者寥寥無幾。也正因為如此，社會資源的利用和效率就無法得到真正提高，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和應變能力很難增強。
再看不協調。
經濟發展的不協調，可以說是多年來中國經濟一直致力于改善，但始終沒有取得根本性進展的矛盾。地區與地區、行業與行業、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經濟增長與民生改善、經濟擴張與競爭力、經濟規模與運行質量等方面幾乎全存在不協調的矛盾，存在需要解決的問題。甚至在過去一直被認為是比較協調的投資、出口和消費“三駕馬車”方面，也出現了許多不協調的地方。特別是金融危機暴發以來，這三者之間甚至出現了脫節的矛盾。因此，只要不協調的矛盾得不到有效解決，中國經濟就很難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穩和健康，經濟的運行質量就很難得到真正提高，經濟結構調整、經濟轉型的壓力就會很大。
不可持續發展的矛盾或者是最尖銳的。
不可持續的矛盾，這既是個新概念，也是個老問題。過去，我們更多要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很少提及經濟存在不可持續的矛盾，尤其是官方在這方面的表達和用詞，都十分謹慎。即便提出不可持續的問題，也往往是針對某些具體的問題和矛盾。因為，這一矛盾很大程度上被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遠高于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所掩蓋了。而事實上，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以后，無論是在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經濟環境的改善還是在發展的內在動力、創新能力、實現經濟轉型的決心等方面，都存在不可持續的矛盾，甚至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特別在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方面，已經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驕傲自滿和懈怠現象，這也是為什么胡錦濤總書記要在紀念黨的90周年大會上提出“四種危險”的主要原因之一。
毋庸置疑，經濟發展中的“三不”矛盾，已成為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提高中國經濟國際競爭力、提升中國綜合實力的“攔路虎”，亟待采取切實有效措施予以化解和解決。
首先，從根本上解決精神懈怠的問題。
奮發向上精神始終是支撐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主動力，如果精神懈怠了，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也就失去了。所以，要想使中國經濟在新的平臺上出現新跨越，就必須繼續保持創業、奮斗的那種創造激情和開拓精神，并努力尋求新的精神突破。
其次，政府要加快創新步伐，提高應變能力和駕馭復雜局勢的能力。從此次應對金融危機的情況來看，地方政府普遍表現出應變和應對能力不足、駕馭復雜局勢能力不強的問題。在金融危機到來的時候，顯得束手無策，在中央采取一系列的應對措施以后，又很難有效把握、正確理解、認真落實，使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運用不足和運用過度的矛盾，直接導致目前經濟運行中的部分矛盾更加尖銳、更加突出的現象。
其三，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增強干部的大局意識。仔細分析一下，當前中國經濟出現的許多矛盾，是錯誤的政績觀和干部缺乏大局意識的結果。如經濟結構調整步伐不快、經濟轉型不明顯、經濟運行質量不高、環境保護不力、資源利用率不高以及城市建設過程中的各種矛盾等。如何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讓干部具有大局意識、全局觀念，不僅對中國經濟發展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對執政黨的地位和未來中國的前途也是嚴峻考驗。
其四，要以戰略思維和世界眼光，增強中國經濟的自我調節和改善能力。經濟全球化，既讓中國經濟獲得新的發展機遇，也讓中國經濟面對更多挑戰。而隨著中國經濟綜合實力的增強，各種可能出現的外部壓力也會越來越大。如貿易保護、經濟制裁、技術壁壘等，都有可能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形成強大的阻力。這就要求中國經濟發展增強自我調節與改善能力，能盡可能地適應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適應各種可能出現的阻力，調整發展思維，改善發展環境，增強適應能力。
總之，中央將經濟發展的目標以矛盾的方式表達出來，是在提醒和警示各級政府與各級官員，必須正視這些矛盾帶來的挑戰和壓力，擺正位置、厘清思路，確立新的發展目標，樹立新的發展標桿，讓中國經濟再續寫新的篇章，進而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打下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