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規意義上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對中國來說，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以后，到2011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已達到3.5萬元人民幣，按照平均匯率折算，中國人均GDP為5432美元。單從經濟數據來看，中國已達到中上等發達國家水平。而按照歷史經驗以及經濟學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分析，中國也確實存在著一些“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特征。如貧富差距拉大、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方式落后、社會公共服務短缺、腐敗現象比較嚴重等。
雖然說，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必須經歷的階段，但是能成功走出這一陷阱的只是少數國家，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從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至今人均GDP仍然只有1萬美元左右。中等收入陷阱，說白了就是一個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從落后走向繁榮過程中，由于過多地關注經濟發展速度、經濟總量的擴大，而忽視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經濟結構優化帶來的。要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避免掉入陷阱或難以從陷阱中走出來，只能靠自己，別人是幫不了忙的，也是不可能幫助其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的。
對中國來說，不一定會像拉美國家那樣完全掉入“陷阱”，但同時必須看到，中國要面對的，絕不僅僅來自于常規的矛盾和問題，人口因素帶來的經濟總量和人均占有量嚴重不均衡、不對稱、不協調的矛盾，使中國的中等收入比一般國家更容易帶來嚴重的外部壓力。一方面，從人均占有量來看，中國還處于中等收入水平國家，至多是中上等收入國家。而從經濟總量來看，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既然是經濟大國，就要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國際責任，其他國家就會自然不自然地把矛頭指向中國。如在此次金融危機中，西方發達國家就不停地給中國施壓，要求中國購買歐洲債務、要求中國幫助歐洲解決債務危機、要求中國向欠發達國家提供資金援助等等。而在實際操作中，中國的外匯儲備就因為美國連續推出的量化寬松政策，出現了比較嚴重的貶值。同時，由于人民幣的快速升值，不僅出口受到嚴重阻力，許多發展優勢也被這樣的現象嚴重消彌了。
同時必須注意，近兩年來許多外國媒體、專家、學者，包括一些外國政要，都在有意無意地夸大中國發展的水平，刻意渲染中國經濟總量的“優勢”，甚至有輿論認為，中國再過四年就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且不說這種結果幾乎沒有可能出現，就算出現了，又能說明什么問題？按照人均占有量來分析，中國仍然只可能是中等發達國家。由于社會保障體制還不太健全、收入分配還不夠合理、經濟結構以及經濟運行方面還存在比較大的問題，如果中國被經濟總量所陶醉，仍然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總量上的優勢和人均上的劣勢，已使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其他國家所沒有過的壓力。中國要想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出路還是要在經濟結構調整、經濟運行質量提高、收入分配改革、腐敗問題的解決等方面下工夫。
經濟結構調整，首先要解決規劃失控的問題。目前出現的產業結構不合理、鋼鐵和水泥等行業產能絕對過剩、光伏等新興產業產能相對過剩等問題，都與規劃失控有著直接的關系。如果規劃不能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殺手锏”，要想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結構不合理的問題，難度很大；經濟運行質量的提高，必須以解決經濟發展速度與經濟運行質量提高的關系入手，要提高經濟運行質量，就必須適當犧牲一些發展速度。這就要求，政府在考核發展目標時，不能只把速度放在首位，而要把效益，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科學技術發展、新技術的運用等放在一起，進行綜合考量；收入分配改革問題，重點解決收入分配不公，要堅持按照“提低、擴中、控高”的要求，對現行收入分配體制進行全面改革，尤其在如何控高方面，必須有有效的措施和辦法；腐敗、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問題，則主要通過制度的完善、監督體系的健全、分配行為的規范等解決。而目前正在推進的城市化建設，也必須緊密結合中國的實際，避免過度城市化，特別是行政強推城市化現象的發生。
只有內部的矛盾和問題解決了，經濟總量的增長能夠與內部關系的協調相統一，不再滿足于經濟總量的意向增長，那么，內外部的矛盾才不會糾結在一起，外部壓力才不會利用內部矛盾發揮作用。
中國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不僅要解決內部矛盾和問題，還要克服外部壓力和阻力。十八大的召開，為應對問題提出了許多新的思路和設想。如“美麗中國”口號的提出、收入翻番目標的制定、改革目標的定位等。只要我們堅持既定的目標不放松、不跑調、不盲目，就一定能夠避免掉進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也一定能夠提前進入發達國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