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從決策層到民間，都在反思投資對中國經濟拉動的作用與效果，認為投資占國民經濟的比重長期處于高位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時候，林毅夫先生仍堅定不移地認為、堅持不懈地呼吁，中國經濟仍需投資的拉動、高投資的支撐。他更堅定地認為，未來二十年，中國經濟要想保持較高增速，就必須繼續將投資作為最主要的拉動手段。他并列舉了從二戰結束迄今十三個年均經濟增長率超過7%的經濟體的成功經驗作為例證。這些經濟體都是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
也許，從歷史經驗和理論基礎來看，林先生的“投資觀”并沒有值得懷疑和質疑的地方，甚至可以認為，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確實要遠高于出口、消費等其他經濟手段。但林先生忽視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中國國情。中國目前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并不支持和支撐持續、長久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至少，未來若干年內，不再具備這樣的基礎和條件。
一個首要因素是，中國的市場化水平太低，投資無法成為一個市場元素對中國經濟產生持久、持續的拉動因素。
投資要想充分發揮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除非發生特殊情況，如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經濟災難等，必須以市場為主導，由市場來決定投資的目標、方向、投資規模和投資數量。也只有充分遵循市場規律、市場機制、市場原則，投資的質量和效率也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才能最大化、最有效化。
而以我國的實情看，市場對投資的影響力還很脆弱、乏力，更多情況下，是政府起了最主要的主導作用。即便是企業投資，也是政府在發揮作用。且不說城市建設、房地產開發、基礎設施建設，就是許多產業，包括新興產業，如太陽能、風電、LED光電等，也無一不是在政府的強勢推動下興盛并出現了產能嚴重過剩、相對過剩的。林先生所列舉的其他年均經濟增長率超過7%的經濟體，沒有哪個政府能如此強勢地決定投資目標和方向、規模和數量的。
也正因為如此，我國的高投資率留下了太多隱患。大家都看到了，這些年來大規模、大力度、大容量、快速度的投資，已使經濟陷入了更為嚴重的結構失衡、轉型緩慢的格局之中。所以，在市場化進程沒有步入良性軌道、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沒能有效理順、市場仍被政府牢牢控制、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嚴重滯后的情形下，大規模投資已很難對經濟增長發揮正面和積極作用。
也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新一屆政府沒有繼續強調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而一再強調市場機制建設和各項體制改革。因為，只有先把市場化問題解決好，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理順，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也才有可能達到林先生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因為投資的市場化元素嚴重不足，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干擾過多，還帶來的另一個缺乏國情支持和支撐的問題：投資格局不合理。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非生產性投資嚴重擠占了生產性投資；二是政府性投資、國有投資過多地搶占了民間投資的地盤。就前者來看，2003年可能是個分界嶺。因為，隨著房地產市場的放開以及地方政府的投資熱情和投資沖動被激活，非生產性投資就像一匹野馬，以至于在短短的十年不到時間里，就將生產性投資擠到了墻腳。什么叫實體產業空心化，不就是生產性投資空心化的結果嗎？如果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非生產性投資在唱主角，生產性投資卻捉襟見肘，怎么可能不出問題呢？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還怎么可能持續和持久呢？對后者來說，在改革已經進入到“深水區”，地方80%以上的國有企業已經改革改制成民營企業和股份制企業、民間經濟已積累到相當高的水平，早已成了吸納就業的最廣泛的基礎的大背景下，如果投資仍然以政府和國有企業唱主角，就只能使經濟結構的失衡更為嚴重。從2003年至今，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為了應對外部經濟發展環境的突變，我們接連推出了大手筆的政府投資和國有企業投資，民間資本生存空間卻越來越逼仄，這樣的格局，還能說投資對經濟產生了積極的拉動作用嗎？
此外，我國在對投資質量和效率評價上，也存在嚴重缺陷。從總體上講，“固定資產增長率”的概念，已成制約和影響投資的最主要障礙。如果不能對投資的質量和效率做出科學的評價，沒有科學的評價體系與標準，高投資率極有可能是一場災難。
所以，以高儲蓄率、高投資率為核心的“投資觀”，理論有據，歷史有例，但在當下卻缺乏國情的有力支撐。要想讓林先生的“投資觀”得到實施，首先必須加快市場化建設步伐，加快政府和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快市場機制的建立，讓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投資目標確定等方面發揮基礎作用。否則，寧可容忍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也不要再犯“投資依賴癥”、“投資饑渴癥”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