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土資源部一位官員近日表示，不贊成單純大幅度提高征地補償標準。國土部這位官員的這個談話，其背景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將成為未來改革的一個重要取向，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試點工作的大局也已定下，同時，包括農村宅基地和集體建設用地在內的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工作正在進行，而確權之后是否能夠上市交易，農村集體土地是否可以直接進入市場運轉，已經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

    目前，我國對農村集體土地的征收補償標準依據的是2004年8月由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該法第47條規定，對于農村土地的征收，其補償標準以被征收土地的原來用途為依據，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30倍。這種由法律設置一個最高價格的做法并不符合市場經濟自由交易的原則，也與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同地、同權、同價”、“建立城鄉統一土地市場”的指導思想不合。

    因此，國務院在去年底向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提交了土地管理法修正草案，對土地補償標準作出了重大修改，刪除了這種“上有封頂”的補償規定，這實際上是打開了按市場化原則征收土地的大門。但是很可惜，這一修正案當時雖然經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的初次審議，但最終并未付諸表決。在全國人大換屆以后，新組建的人大常委會也未再審議土地管理法修正草案。與此同時，一度被媒體熱傳的將于今年八九月間出臺的《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至今也未見公布。

    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國土部官員放出不贊成單純大幅度提高征地補償標準的風聲，雖然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一種官方的正式表態，但是否表明政策面上正在出現微調甚至轉向，顯然是值得高度重視的。

    農村土地征收的補償標準，是一個長期被主流輿論忽視的重要命題，這與農民在我國現實的社會公共事務中缺少話語權有直接關系。農村土地與城市土地不同的是，土地對農民來說，既是重要的生活資料，又是重要的生產資料，但是在農村土地被視為集體所有后，農民對作為自己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土地卻失去了自由支配的權力。當政府征收土地的時候，政府可以自行定一個價格，而將農民對土地的權力徹底架空。很顯然，對于農村土地征收，從根本上說，不應該由政府制訂一個補償標準，讓農民無條件地執行，而是必須依據市場化的原則，賦予農民充分展開市場博弈的權力。征收農村土地，實際上是政府在贖買農民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因此在政府與農民之間，農民不能僅僅是無條件的服從者，而應該是與政府公平博弈的一個交易者。

    但是，目前對于征收農村土地，政府仍然習慣于以凌駕于農民之上的姿態來要求農民，特別是對于大幅度提高征地補償標準態度消極。國土部這位官員認為，提高征地補償標準，不但解決不了征地難的老問題，還會產生諸多新問題，農民對補償標準的過高預期，會使土地征收工作更為艱難，也將使地方財政不堪重負。這種觀念其實只考慮了政府的利益，將農民視為必須服從政府利益的奉獻者。在土地征收過程中，由政府制訂補償的“一口價”，并且剝奪農民在土地征收過程中的利益博弈權力，這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陳舊模式，在我國已經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現實情況下，不應該再有市場。在目前城鎮化正在大規模推進的背景之下，政府借著城鎮化的名義壯大“土地財政”，擴大財政收入的沖動十分強烈，如果以這樣的理念來指導征地，那么，城鎮化對農民來說就不是一次提升生活品質的機遇，反而會演變成對農民利益的戕害。

    在城鎮化大力推進的今天，加緊修訂《土地管理法》，賦予農民公平的土地交易博弈權，已經成為當務之急。與此同時，政府也必須在轉變行政職能的基礎上，在土地征收中恪守市場化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