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國家發改委宣布廢止《食鹽專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被解讀為審批權力下放，但無關食鹽專賣的破局。

　　雖是如此，吹皺一池春水，也是極好的。

　　鹽業改革，延宕多年。食鹽專賣，竟可追溯至春秋。管仲向齊桓公提出“官山�！�，即專營山海資源，主要對鹽實行國營，利出一孔。管仲粗算，齊國據此一年可獲6000萬錢。從此，官鹽制度成為歷朝歷代統治者的不二選擇。及至漢武，在桑弘羊的建議下，實施鹽鐵酒專營，大規模地與民爭利。漢武之后，舉行了著名的鹽鐵會議，廢除鐵酒專營，部分放松鹽業專營。這種松弛狀態一直維持到唐朝安史之亂，此后食鹽專賣再度強化。有“官鹽”就有私鹽，這也是與經濟學規律相吻合的。凡有管制的地方必然存在走私和黑市。而那些寫入章回演義的著名私鹽販子，也成為影響中國歷史的吊詭人物。唐朝強化食鹽專營，結果被私鹽販子黃巢攻破長安，一如大量裁撤驛站的明朝，最后被下崗驛卒李自成抄了老家。

　　在中國古代，囿于生產力的不發達，食鹽既是必需品，也是稀缺品，食鹽專營，政府可獲得巨大的財政收入，所謂天下之賦，鹽利居半。而長期將“重本抑末”奉為國策的各朝各代，借著食鹽專賣打擊“土豪”和工商階層，也是題中之義。

　　今時不同往日。食鹽還是必需品，但不再是稀缺品。食鹽的產量巨大，大到對國家財政的貢獻率不足一毛。然而食鹽仍是我們進行專賣的兩種商品之一，另一個是煙草。食鹽曾與各種糧油副食一道，都是憑票供應，仍得不到滿足。后來，各種糧油副食都放開了，交給了市場，供應充足，皆大歡喜。食鹽仍被專賣制度供養著。國營加專營，價格高，質量差，效率低，從古至今，自西向東，沒有一個例子不是如此。

　　事實上，任何一種必需品，滿足需求的可靠途徑就是交給市場。從計劃經濟時代走來的我們，對此應該深有體會。糧食交給市場，市場就養活了我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在其名著《貧困與饑荒》中指出，饑荒不是因為沒有食物，而是無法獲得食物。饑荒是因為獲取食物的權利失敗造成的。貧困其實就是一種權利的失敗。食鹽專賣，就是不把食鹽的生產和銷售權利交給市場，造成資源的浪費。而這些被浪費的資源，原本是可以讓我們過得更好。

　　食鹽專賣2500多年的歷史何時終結，據媒體報道，最快也要到2016年。這一肇始于封建，綿延整個帝制時期，直至連闖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道關口的“古董制度”，已無力紓解財政困難，更是與市場精神格格不入。這一精神，我們甚至不用去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早在2000多年前，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就已有類似表述，政府對待民間商業活動，“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