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亞發放物價補貼，其最大價值在于政府資金用到了該用的群體上。其最大隱憂，在于難以對不合理物價上漲因素進行調節。

　　5月5日，三亞市宣布向62萬城鄉居民發上半年物價補貼，每人360元。此前，三亞已連續發了幾年“紅包”，發放范圍不僅限于當地戶籍的城鄉居民，還涵蓋了補貼期限內連續6個月以上參加基本醫保的非本地戶籍在職人員和靈活就業人員。當地官員稱，此次物價補貼的部分資金來自“反四風”節約的財政資金。

　　眾多網友為三亞發放物價補貼之舉“點贊”，甚至表示“羨慕嫉妒”，這是自然的。盡管各地均有物價補貼聯動機制，但像三亞這樣從政府臨時性補救措施發展成財政制度性安排的仍屬罕見。補貼發放范圍擴大到為三亞做出貢獻的所有群體，將“反四風”節約的財政資金用作補貼，也體現了公共財政取之于民、盡量用之于民的基本邏輯，在讓公共財政更具平等性的同時，也在突破戶籍管理思維上做了有益嘗試。這對于人口流動日趨頻繁的其他城市，如何拉平新移民和老居民的社會權利待遇，也有借鑒意義。

　　目前，在管理和使用公共財政、讓一個城市體現出應有的開放性方面，不少地區仍然存在管理思路的盲區。公共財政涵蓋面不夠，對不同戶籍納稅人的權利平等性重視不夠，已經越來越成為顯性的社會問題，并影響了不少城市的氣質和發展空間。就此而言，對三亞的物價補貼思路，點多少贊都不過分。

　　但是，如果從物價補貼的本來功能看，已有作為的三亞，還可以更有作為。物價補貼具有強烈的民生性，這正是其廣受稱贊的原因所在。不過，物價補貼也有可能產生扭曲價格體系的副作用。比如，三亞物價騰貴，當地人和到訪游客都有切身感受。而且，物價高的原因不難知曉：既有三亞的地理位置、旅游城市的特性等客觀因素，也有中間加價環節過多、哄抬物價現象屢禁不止等因素的誘導。如果不對物價高的構成機制進行分析，盡量通過優化市場監管方式剔除物價中的人為泡沫，那么物價補貼就無益于抑制不合理物價形成因素的繼續滋長，對居民的補貼，也等于部分補貼了不合理的加價環節。

　　此外，在發展成財政的制度性安排以后，物價補貼就成為政府的常規性支出，對政府財政形成常規性考驗。這與中國香港、澳門向居民發紅包的性質不盡相同。港澳發紅包的資金，來自政府財政盈余，以及政府作為當地納稅人財產的托管人，實現理財增值后返還全體居民。而三亞的物價補貼，并非這種紅包，這也就對其未來能否長期支付提出了挑戰。

　　三亞發放物價補貼，其最大價值在于政府資金用到了該用的群體上。其最大隱憂，在于難以對不合理物價上漲因素進行調節。用對了錢的同時，在市場管理上也用對勁，那么發放補貼的正向意義將比現在體現得更加完整。